桃园三结义：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何谓大数据?所谓大数据不是指量大，它指的是海量存储分析和处理技术。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物理层次，涉及数据量的产生速度和多样性，也就是所谓的三维。二是分析技术层次，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很快完成所谓的数据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赋予非结构化的数据以一定的结构，从而能够为决策和行动提供非常明确的参照。三是社会层次，大数据之大在于它改变了现有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和国家治理等社会方方面面。

主要问题就是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太快了，法律是远远滞后于科技和它所带来的相关商业模式的变化的。

这将导致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它使个人的隐私和自由变得非常脆弱。

第二，它使传统制造业和其他与互联网没有直接关联的行业处于很明显的劣势。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覆盖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技术。最早进入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因其行业特性自然而然成了大数据掌控者，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依赖又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

比如Google和百度，传统上都认为它们只是搜索引擎公司，但是我们惊讶地看到，Google和百度通过自己所积累起来的大数据开始进军所有的行业，包括貌似离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非常之遥远的农业。现在Google、百度、阿里巴巴都在搞农业，通过在农作物上安装生物传感器，来获得比实验室作业更加直接和可靠的植物生长数据，从而获得农业科技方面的突破。这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Google和阿里巴巴等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像这样的例子就说明，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担忧，恰恰在于它在颠覆着所有的传统行业，它不是单一领域的事情。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三，由于这些企业已经掌握了比政府更多的关于公民(作为消费者)的信息，它们热衷于建设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法院等，政府部门可能也不得不求助于它们。像前文提到的，现在的智慧法院建设所用的都是私人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这其实就模糊了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边界，使政府应该监管的对象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乃至实际控制人。这对各个法律部门，从宪法、行政法到民法都提出了非常全新的问题。

第四，这些掌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企业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分析任何数据，包括消费者行为数据、政府决策数据、立法数据和法院判决数据并生成对策。这些对策有些要求线下的人际沟通，而有些则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操控来完成。比如，Google和百度的搜索结果排序，京东、亚马逊、淘宝有针对性的商品推荐等。这些排序其实是受算法决定的。而Google的排序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也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很多操控完全可以通过算法、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时候法律如何介入、何时介入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法律以后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规制没有明显人为介入的因素。虽然其实背后都是人，但我们对这种线上操纵背后的人为因素还重视不足。

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人们都“自愿服从”于某种他们看不见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借助人工智能的超强脑力使法律和监管完全找不到对象，乃至被牵着鼻子走。用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的话来说，我们正在进入算法而不是法律统治人的时代。而算法从表面上来看就缺乏法律的无偏私性和一般性，它毫不掩饰地服务于设计者植入其中的目的。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学家都在讨论算法问题，因为现在算法是一个黑箱，我们要规制它就不能让它永远保持为一个黑箱，所以以后这个规制要进入算法设计层面。

第五，一旦人工智能被应用于本来就充满流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便可能带来既无创新价值又危害巨大的灾难性后果。2010年5月6日，美国股市发生了闪电崩盘，1万亿美元的资产价值瞬间蒸发，股价跌了9个百分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激落1000点。因为没有看到明显的人为的因素，没有内幕交易，也没有市场操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花了半年时间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原来是不同炒家的计算机程序在相互竞争的过程当中导致了失控。在这个被称为高频交易的神秘世界里，这些系统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收割小型获利机会，还可以相互探测和利用彼此的交易策略。当它们彼此进行策略性交易的时候，就导致了这个系统的崩溃。

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对决不仅存在于股票市场，还存在于任何投机性的多方博弈市场。事后追责型的法律对策无法阻止人们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损害范围无法控制的赌博式行为。

（编辑：焦作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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