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互联网是如何像猎物一样捕获我们的？

他说：“它可以很快就被淘汰掉。”然而它看起来契合了人们的心理作用：毕竟投币机如果缺少了那根需要玩家亲自推动的杠杆，它便会缺少很多吸引力。Brichter更喜欢另一种比喻：这就像一些能自动关门的电梯里多余的“关门”键。“人们就是喜欢按它。”

Brichter专注于在 New Jersey的新房建造时把设计工作晾在一边，而以上这一切让他思考自己留下了些什么。他说：“我曾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我所做的一切对于社会或者人类到底是不是功大于过。”

他屏蔽了几个网站，关掉了推送通知，限制自己对Telegram软件的使用并且只给他的妻子和两位亲密的朋友发信息，此外还尝试着让自己摆脱Twitter。

他坦白道：“我还是会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去看那些我已经知道的无聊新闻。”他在厨房给手机充电，晚上七点开始并且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会再碰手机。

他说：“智能手机是有用的工具，但它们令人上瘾。刷新令人上瘾，Twitter令人上瘾。这样不是好事，当我创造它们的时候，我并未成熟到能考虑到这些东西。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成熟了，我只是比那时思想更成熟了点，而且我很后悔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他所在的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承受着愧疚的折磨。苹果“管理通知连接并显示图标徽章”的专利发明人名单里列着Justin Santamaria和Chris Marcellino的名字。

他们都是在二十多岁时被苹果招聘去为iPhone工作。作为工程师他们作为幕后人员助力推送通知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在2009年被引进给成百上千的第三方应用建造者来保持实时的提示和更新。

但是推送通知同样常常出乎意料地打断很多人的生活，加速了争夺人们注意力的竞争。在Airbnb作为移动端的领导者工作一段时间后，36岁的Santamaria运营着一家初创公司。

他认为他在苹果开发的技术并不能“从本质上断定好坏”。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话题，下班后关机是否合适？没有及时回复你的信息是否没问题？是否可以对出现在自己Instagram界面上的所有内容都不‘喜欢’。”

他后来的同事Marcellino也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实话实说，我从未坐在那去思考怎样让人们上瘾，我所想的内容全是积极的：这些应用软件和人们相关联，它们都有这用的作用。像ESPN会告诉你比赛已经结束，即使你在伊朗的家人并没有打算给你发信息，WhatsApp也会以你家人的名义给你免费发短信。”

几年前，33岁的 Marcellino离开海湾地区，现在正打算再训练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且已经进入了训练的最后阶段。他强调他不是成瘾方面的专家，但他说他在药物训练中学习到的知识已经足够让他了解科技是如何影响与赌博和吸毒能产生相同作用的神经通道的。他说：“正是这些反射回路刺激人们寻找食物、安慰、热量和性。”

他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于奖励的行为, 它们能激活大脑的多巴胺通路。他有时候发现自己点击应用旁的小红点知识为了“让它们消失”，但是这就违背了利用人们心里脆弱性的伦理原则。他说：“将人们带回你的产品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罪恶，这只是关乎资本主义。”

这或许是个问题。风险投资家Roger McNamee曾受益于对谷歌和Facebook投资的巨额回报，对这两家公司他都不再抱有幻想，他认为他们早期的使命都被广告带来的财富扭曲了。

这正在改变我们的民主制度，同时它还会改变我们拥有与其他人进行谈话和建立关系的能力。

他将智能手机的出现视为一个转折点，提高竞争人们注意力的赌注。McNamee说：“Facebook和谷歌断言他们能为用户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同样的说辞也适用于烟草公司和毒贩。”

对于早期向硅谷获利巨头投资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出色的论断。但是61岁的McNamee最多也不过是个公正的商人。

十年前，作为Facebook的总裁顾问，McNamee将扎克伯格介绍给他的朋友Sheryl Sandberg，这位朋友后来成为了监管公司广告工作的谷歌高管。Sandberg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将社交网络转化成广告营销的一个重要部分。

McNamee小心翼翼地措辞。“经营Facebook和谷歌的人都不是坏人，只是他们善意的策略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问题在于除非放弃他们现有的广告模式，不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伤害。”

但怎样能够让谷歌和Facebook被迫放弃这种商业模式呢？更何况这种模式能将他们变成地球上最赚钱的公司。

图为谷歌在硅谷的总部。 一位风险投资家认为，尽管监管的权利很大，但一些科技公司可能已经大到难以控制。

McNamee认为，他投资的公司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包括接受新的反垄断法的监督。在华盛顿，政治集团的各方对于控制硅谷展现出更大的野心。但是McNamee担心，他帮助建立的这些巨头公司已经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受到限制。他说：“近期，欧盟就违反反垄断法向谷歌收取24.2亿美元的罚款，而谷歌的股东对此不屑一顾。”

作为Facebook“喜欢”的共同创造者，Rosenstein相信，或许有可能对“心理操纵广告”实行国家监管。他说把道德作为驱动力就好比去反对化石燃料或者烟草公司。他提到“如果我们只关心利益的最大化，那我们将很快地到达乌托邦的境地。”

James Williams并不相信有关反乌托邦的说法是遥不可及的。作为前任谷歌战略策划师，他为公司的全球搜索广告服务制定了度量系统。他对这个被称作“人类历史上对于注意力控制最为标准化和集中化的形式”的行业有着超前的眼界。

35岁的Williams在去年离开谷歌的时候恰逢他在牛津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探索有关说服性设计的伦理道德。这段经历让他开始发问，在新兴科技时代，民主是否真的存在。

他说自己的顿悟发生在几年前，当时他注意到那些围绕他的科技正在阻止他集中注意力到他想做的事情上去。他说：“这是一种自我的，真实存在的体会，让你质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科技不应该是帮助我们高效的完成工作吗？”

当他在工作时浏览谷歌的一个仪表盘时, 这种不适更加严重。谷歌的一个仪表盘显示了该公司为了广告商占用了多少人的注意力。他回忆说: "从数据上看，我意识到我们有点像在推搡或说服上百万人去做他们不会做的事情。”

他开始了耗费数年的独立研究，其中很多都是他在谷歌做兼职时开展的。大约十八个月之后，他在谷歌看到了Harris流传的备忘录，后来两人成为盟友，并努力想从内部带来改变。

将人们带回你的产品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罪恶，这只是关乎资本主义。

Williams和Harris大概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公司，并共同建立了倡议组织Time Well Spent，该组织旨在寻找能改变大型公司设计想法的公众势力。Williams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每份报纸每天的头条新闻。”

他说：“百分之八十七的人们在智能手机的陪伴下早起和入睡。”现在整个世界都通过一个新的棱镜去理解政治，Williams担心这样将带来深远的后果。

（编辑：焦作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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